以史为鉴
无念不在国家
高攀龙塑像 资料图片
在无锡的东蠡湖北岸、蠡湖大桥东侧,有一弯灵秀的曲堤。堤上植满柳树与桃树,堤前筑有形似圆月的石台,堤外是浩瀚辽阔的蠡湖,堤内有座明亮通透的小楼,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——可楼。
这是晚明思想家高攀龙(1562年—1626年)辞官归乡后所建造的隐居读书之所,因其让慕山乐水的他深感可意,故得名“可楼”。
高攀龙万历十年(1582年)中举人,十七年(1589年)中进士,任行人司行人。行人司是礼部下设机构,据《明史》记载,设司正一人,为正七品官,行人三十七人,为正八品官,“职专捧节、奉使之事”。高攀龙在任上因正直敢言而被贬为广东揭阳县典史。
万历二十三年(1595年),高攀龙因事归乡,直到天启元年(1621年)复出,历任光禄寺丞、太常少卿、大理寺右少卿、刑部右侍郎、左都御史等职。他在无锡的二十六年间著书讲学,并协助顾宪成恢复东林书院,实践自己“始志于学”的初心。
高攀龙一生投入大量时间读书、讲学与著述,使得他成为晚明很有影响力的学者。对于学术和政事,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《高子遗书》有云:“天下不患无政事,但患无学术。何者?政事者,存乎其人;人者,存乎其心。学术正,则心术正。心术正,则生于其心发于政事者,岂有不正乎?”古代士大夫的身份与官员的身份常常是合二为一的,高攀龙认为学术是君子守道的工具,唯有学术正才能心术正,将此心用于施政,必能留下为人称赞的美政、善政。
高攀龙为官不忘致学,前往揭阳就任的船上就给自己定下了严规,务必静心以涵养德性,不被外界干扰。当时的揭阳,不仅因为旱灾洪涝交错导致饿殍遍野、民生凋敝,倭寇与盗贼的劫掠也异常猖獗,城乡居民家徒四壁,儿童青年缺乏教育。面对这座饱受天灾人祸的古邑,高攀龙一方面四处察访民情吏弊,惩治地方恶霸,一方面每日在官衙教授学徒,夜间还要编纂刊刻教材。
如此功绩,使得他在揭阳驻留时间虽不久,仍然成为揭阳历代众多典史中唯一一位被供奉于名宦祠者,人们还把他居住过的一带称为“攀龙坊”,作为永久纪念。
高攀龙能把读书讲学与百姓社稷联系起来,因为在他心里,“立朝居乡,无念不在国家,无一言一事不关世教”。当初在揭阳的政绩印证了这一点,后来无论在野还是在朝,高攀龙所写的一系列上疏或文章,从救济穷民、改良荒政、恤商惠民等不同方面,展现了自己对民生与国事的深刻思考,他从来不是只知在书斋问学的学者。在古代慈善史上,高攀龙亦有值得提及的一笔,他发起成立了无锡最早的、面向广大贫民的民间慈善组织——同善会。
高攀龙作为一个学者,十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,他推崇的主要学习方法就是多读书,以读书明事理。他说:“书是古人所经历,欲后人享现成,昧者以之明,疑者以之决,怯者以之勇,躁者以之和,残者以之宽,局者以之宏,竞者以之恬,贪者以之廉,漫者以之庄,忮者以之公,惰者以之励,正如跛者之杖、盲者之相、病者之药。”
而读书不能是死读书、读死书。高攀龙主张“一面思索体认,一面反躬实践”。在《东林书院志》收录的《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》中,高攀龙反复强调,“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也”,又云“学问须要身体力行才得,不然只是空口说空话”。
因为坚信读书可以昭明事理、开阔心量,高攀龙在为子弟编写的家训中,第三条即写道:“吾儒学问,主于经世,故圣贤教人,莫先穷理……穷理虽多方,要在读书亲贤”,更将朱熹的“为善最乐,读书便佳”手书给儿子、孙子。
“吾于山有穆然之思焉,于水有悠然之旨焉,可以被风之爽,可以负日之暄,可以宾月之来而饯其往……于是名之曰可楼,谓吾意之所可也。”而今,当我们重温高攀龙“忧国、亲民、实学”的思想,再读《可楼记》,不由对其洞见更多了一份钦佩。
“凡人之大患,生于有所不足。意所不足,生于有所不可。无所不可焉,斯无所不足矣,斯无所不乐矣。”仁智者,好学乐学,以学修德,静心养性,学以致用。
今天的可楼前,每到夏日,荷叶田田,菡萏秀立,仿佛还在应和着正读书的高攀龙,为这一方水土扬善风、固书香。